2006年9月的一天，江苏某地一家制鞋公司的工人贺某在制鞋流水线上忙着干活。不料，上游流水线上马某扔来一只鞋帮正好打在贺某的头上。她不经意地骂了一句，然后，继续埋头工作。骂者无意，扔者有心。马某随手拿起旁边尚未制完的一只鞋子又扔了过去。顿时，贺某血流满面，马上被送往医院治疗。工段长拿起马某所扔的鞋，发现鞋带上缠绕着一把制鞋用的榔头，显然贺某是被榔头所伤。

　　马某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买了水果连夜去探望住院治疗的贺某，说明自己当时只是想开开玩笑，不是故意的，情真意切地请求贺某原谅，临别时还留下300元钱作为自己失误的补偿。贺某与马某平时相处较好，又同住一个寝室。贺某躺在病床上心想，自己眼角部受伤缝了四针，听医生说今后视力可能要受影响，要马某赔偿拿不到多少钱，还伤了和气。她又联想到去年食堂里有人滑倒受伤认定工伤一事，就想，自己能不能算工伤。晚上，马某又来探望时，贺某说出了自己想认定工伤的想法，马某十分赞同，并自告奋勇帮助到劳动保障部门去申报。

　　当地劳动保障局工伤保险科受理了贺某的申请，进入程序开展调查，掌握了开头一幕。没多久，工伤被认定了，并且通知贺某待伤愈后，如鞋业公司对认定工伤无异议，可以前来进行伤残等级鉴定。谁料到没几天，制鞋公司一纸行政诉状告到了法院，要求劳动保障部门撤销对贺某的工伤认定。理由是，贺某受伤是马某打闹所至，与工作无关，不能认定为工伤，并拿出了当地派出所调查询问的《笔录》复印件，来佐证自己行政诉讼的正确。半个月后，法院判决，维持劳动保障部门对贺某的工伤认定。

　　工伤算是认定了，贺某的伤残鉴定没有评定到等级，因为贺某的劳动能力没有受到影响。贺某报销工伤医疗期间的1700余元医药费、要求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时，与公司发生争议。于是贺某在马某的支持下，来到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当鞋业公司拿到《应诉通知书》后，马上提出要求追加马某为本案的第三人。仲裁委员会在调阅了贺某认定工伤的案卷后，同意将马某立为本案的第三人。这时马某已经预感到以前的努力将要化为泡影，自己还得承担应有的责任。

　　仲裁庭上三方各抒己见。贺某认为，既然已经认定工伤，就应该依法享受工伤待遇。制鞋公司认为：这起工伤是马某一手造成的，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，由此马某应该承担一切后果责任，要公司与社保机构承担工伤责任于理说不通。如果以后职工仿效马某的行为，公司还怎么管理?马某认为，自己是有错，但已经受到了公司的纪律处分，扣除了200元工资，违纪行为已经得到了惩罚。现在贺某已经依法认定了工伤，就应该得到工伤保险待遇，自己也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承担应该承担的部分。仲裁委员会认为：贺某的工伤主要肇事者是马某违纪所致，所以马某应该承担原本由公司承担的工伤责任。制鞋公司坚持不愿意调解，于是仲裁委员会当庭作出了裁决：1700余元医药费由贺某到工伤保险机构核准报销，制鞋公司必须配合;扣除治疗期间马某支付贺某的300元，马某必须支付贺某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、住院伙食补助费371元。该起争议从此划上句号。

　　案例点评

　　贺某的受伤完全是马某一手造成的，马某应该负全责。那么，贺某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受伤能否被评定为工伤呢?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(三)款的规定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显然，贺某完全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工作时受的伤。在马某第一次违规扔鞋帮打在贺某头上时，贺某没有因此而离开工作岗位，而且仍在工作。第二次扔的鞋子虽然与制鞋工序无关，但对仍在岗位上坚持工作的贺某来说，完全属于“意外伤害”，所以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完全是正确的。

　　当发生劳动争议时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当庭裁决，在适用法规缺失的情况下，运用自由裁量权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。有人说：这份裁决有失公正，1700余元的医药费应该由马某承担，因为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应有企业承担的671元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、住院伙食补助费已经裁决由马某承担，同理，工伤保险机构就不应该承担贺某的工伤医药费，这样对职工的违纪行为也是一个教育。可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。笔者认为：仲裁委员会是站在法治的理念上作出的裁决，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维护，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必须得到维护，在此前提下，尊重法律的规定是仲裁委员会应尽的职责。在实施法律活动中，目的正当性与法律的缺失及管理对象的违纪，不应成为执法者可以越轨的借口。虽然在道理上马某应当完全承担起肇事责任，然而在处理工伤保险争议上于法无据，也就不能追究马某的法律责任。基于这种状况，仲裁委员会还可以选择向上请示，中止审理的程序来处理劳动争议，但这就不能达到快速解决争议，不符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精神，一旦在请示过程中马某一走了之，案情将更加难以处理。所以选择当庭裁决，快速处理，维护工伤职工与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应该说是理性的、正确的。